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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1 2017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人均产生量（常住人口的口径）会不会跟城市消费支出的能力有关系，消费支出越高的城市，产生的生活垃圾量越多？如果深圳人更加愿意消费，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。因此，尝试把人均消费支出指标叠加上去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7年，上海与深圳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9792.0元和38320.1元，上海略高。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数量计算消费支出的总量，结果表明，深圳消费总支出不到上海的50%，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达到了上海的67.1%。广州情况也类似，消费总支出约为上海的61.2%，而生活垃圾产生量却超过了上海的80%。
清空所持唐德股份范冰冰至少套现360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范冰冰还是唐德影视的第八大股东，持有公司644.96万股，持股比例1.61%。如果按照唐德影视今年1月~5月区间最低股价5.71元计算，范冰冰此次清仓至少可以套现3682万元。而据唐德影视2015年年报，2011年范冰冰成为唐德影视股东时，仅出资85.60万元。
蔡昉对我们改革开放奇迹的看法。首先改革开放40年取得9.5%的增长，当中有多少人口红利引起的，到底是人口红利还是我们94年《中国奇迹》那本书我讲的后来者优势，让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小的风险不断取得技术进步？当然前提是在改革开放以后。我个人坚持后来者优势。为什么这样？我们人口红利带来了什么效果？一个是劳动力参与者增加了很多，第二个抚养人口少，所以剩余多，而且像蔡昉讲的资本积累。但我们现在假定，如果说没有快速的技术边线，产业升级，那你不断增加劳动力跟不断积累资本的结果是怎么样？边际报酬递减，那经济是不会发展。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什么？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？是技术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，这就让我想起克魯德曼在95年写的一篇文章，说东亚奇迹是泡沫，因为东亚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全要素生产力，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力的投入。然后97年、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，大家把他视为神，但让我想起，2000年的时候，克魯德曼参加新加坡的一个论坛，在这个论坛上他跟李光耀在同一个讨论会上，然后就讨论东亚的奇迹。李光耀就问克魯德曼，你说我们的奇迹都是假的，都是资本增加人口增加造成的，但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新加坡从建国以后储蓄率一直高达GDP的50%，已经超过50年了，如果这50年当中，我们储蓄率这么高，但是我们投资报酬率从来没有下降过，没有技术变迁，那么资本这么快速积累，投资报酬率能不下降吗？克魯德曼被问傻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新加坡在快速发展的过程跟中国一样，大量利用后来者优势，引进技术进入成熟产业，然后他的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，主要不是靠自己研发得来的，我们知道所谓TFP是剩余，剩余怎么来的？是因为你左边是产出右边是资本劳动力，然后如果资本劳动力增加产生的叫TFP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TFP，发达国家技术是自己研发，都变成剩余TFP。我们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，买新的设备买新的机器，然后你引进技术已经表现在那些设备上，那些机器里面，所以在K里面表现出来，但是没有新的K都包含新的技术，而这种新技术比你自己发明，技术让它进入到余，成本更低，风险更小。实际上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技术进步。我想中国的高速增长，固然有这么多资本投入有那么多劳动力红利，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高增长。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，每年9.3%的增长。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，20年每年8.6%的增长。他们都没有人口红利，维持20年增长，我们40年，我们40年是以起点更低开始。我讲20年的开始，他们人均GDP是美国的21%，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%，更多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创造的利用后来者优势造成的。人口有没有影响？多大的影响？一个百分点、半点百分点，但可能不是主要的。
2019年6月28日，山西四建在亿丰世贸中心举行了复工仪式。7月初，山西亿丰与山西四建签署《合作备忘录》，明确约定了以清产核资的审计报告为依据，视山西亿丰的资产情况确定具体的合作方式，规定了合作前双方准备工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等要求。在这之后，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，针对亿丰世贸中心的资金和土地两项扶持政策已落实到位。山西四建也已经取得亿丰世贸中心三期55亩住宅用地（市里计划出让80亩，其中16亩为商业用地，9亩为绿化用地）的土地使用权。
至于二期，据平城区协调工作组工作人员介绍，虽然亿丰集团此前宣传项目一期北侧为亿丰世贸中心二期，但亿丰集团一直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。结合实际情况，该商业地块2018年已经调整为居住用地，由大同本地的一家知名开发商获取。曾经占据天时地利的重点项目发生烂尾无疑令人惋惜。
